我们爷俩儿已酒酣耳热，我妈还在厨房扎着亮黄色化纤围裙张罗下酒菜，抽油烟机嗡嗡作响，铲子和炒勺欢快地碰撞。我又把话题扯到眉眉身上，告诉我爸，即将演奏我的作品的学院管弦乐团中就有眉眉，她打定音鼓。“到时候您和我妈一定去北京看演出啊，瞧瞧她打鼓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”我爸穿着我从北京给他买的紫色鸡心领毛衫，近视镜后微红的眼睛兴奋地闪光，又用右手捋了下花白的发梢，询问起她家的情况。我说起来，她的有官方背景的经商的爸爸，在大学教书的妈妈，她已经更新换代过多少套价值不菲的架子鼓；等等。
这就到了节骨眼处。当我告诉他眉眉姓亢，跟我们都是省城老乡，还打电话向她证实了几个情况，这时我爸忽然不讲话了。我没看出火候，笑嘻嘻地对他说：“爸！今儿我得把您喝桌子底下去，走一个！”
我爸拉长了脸，把酒杯一推，起身让自己而不是那杯酒“走”了。
我和我妈（手里还端着菜）都傻在那儿。
我深信传统的说法：婆媳是一对天敌。现在好了，我未来媳妇的天敌又加上了我爸。
事情同我爸读大学那段特殊的经历有关。
三十多年前，我爸的年龄和我现在差不多，不同的是，我的五年本科加上三年研究生都快到头了，他还在大学门外晃悠呢。那时“文革”刚结束不久，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高考也才恢复几年，好多被耽误的昔日的大学苗子都老大不小了，大多是返城知青，有些人比今天读博士后的人还要大。但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抓住了最后的机遇，我爸也是这些幸运儿当中的一个。
那个盛夏的夜晚，他从十几公里外的工厂穿着汗湿的跨栏背心骑车回到家，我奶奶把查分结果说给他，他一听，老天爷，铁定是考上了！一下子蹦起来，大喊大叫（年久的红油地板訇然一响），还抱起我奶奶在地上转圈。我奶奶已年近花甲，身体发福，但我爸是国营大厂的工人阶级，还有下乡知青的底子，工农兵三项里就差个兵了，抱她转几圈不成问题。我奶奶见她最小的儿子这样快活，自己就更快活了，边笑边打他说：“这个臭小子！快把我放下来！我是你老大嫂哇？”
一九七九年，好多数字都跟七和九神秘巧合。正是从那一年开始，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定为每年七月的七、八、九号（后来又改为六月）。我爸的高考分数也跟七和九干上了，有四科的尾数都是九。更奇的是，他的地理考了七十九点五分，政治刚好七十九分。
我爸所在的农业机械厂是有几千名职工的国营大厂，曾直属国家一机部，生产的东方红-28马力胶轮多用拖拉机享誉全国。厂里有好多考生，发榜的时候，教育科墙外长长的大红纸上写满了人名和各科成绩。我爸在看榜的脑袋中间从下往上寻找自己的名字，最后扬起头。他考了全厂第一名，成绩超出文科分数线三十多分，超出第二名的成绩也是三十多分。人人都在打听这个林一木是哪个车间或哪个科室的，有一个女青工惊呼：“这家伙政治考了七十九分！”那一年，他是厂里唯一一名考出去的青工。高考的年龄上限已定为二十五周岁，他要是不考上，可能终生与大学无缘。那一年，全国只有二十多万人上了大学，报考者四百六十多万，平均一百名考生里只有六名考中。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，平均一百名考生里能有七十多名考中。发榜那天夜里，我爸几乎通宵没合眼，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，就是没有睡意，眼瞅着窗外的夜色由深变浅。从纱窗进来的暮夏清晨的空气让他觉得，人生真是太美好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