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达于1950年2月就任，并随即对湖南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。我父亲在湖大多年，李达也曾为湖大教授，两人都熟悉，李达也了解我父亲为人，虽胸无大志，但绝不是政治上的反动分子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，父亲还帮助共产党隐藏了一些进步学生。因我家隔壁是原***将军施中城的一幢房子，并未住人。施家委托我家代为照看房屋，所以两家墙上开了一道门便于出入，藏些人在空屋中外人是不知晓的。李达就任校长后，对我父亲很重用，提他为湖南大学工学院院长（以前大学分为工学院、理学院、文学院等几个分部），同时要他组织部分教授学习马列主义，经常在我家开会，以适应新社会的思想改造。1950年到1951年，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工作开始了，我父亲也报名参加。当时是去零陵县，他自己是大地主家庭出身，现去土改工作团工作，组织农民斗地主，心态自然是整天提心吊胆。所以当时对他的评价是：“表现不够好，发言不积极，晚上睡觉早……经思想改造检讨后，有显著转变，对工作积极了，对业务工作还努力，基本上已克服不问政治的思想，基本上靠拢组织”。我父亲在乡下土改斗地主，没想到一份黑材料从乡下到了他的人事档案中，并从此害他背了几十年的黑锅，也殃及家庭子女。父亲有湖大同事，是会计系教授，美国伊利诺大学同学，学经济，叫曾邦熙，家里是湖南新化县的大地主出身。新中国成立前被省主席程潜聘去任省政府会计处处长，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副处长，曾心高气傲，不接受副职，便自行辞去公职，土改时他无正式工作被农民捉回新化以逃亡地主身份批斗，批斗时被行刑，打得厉害。可能是情急之下，他为了保住性命，胡编了一个他在老乡与朋友中组织了一个12人的“***救国军长沙分团”，准备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潜伏暴动，自己为主任，其中有我父亲作为该团“顾问”。当然此案立即被转至公安部门调查，曾邦熙也被收押在狱，但由于伤势过重，很快死于狱中。此人一死，便死无对证，被涉及的12人有的被捕，有的被查，但个个都否定此事。其实，从逻辑上分析，这根本就是一个乌龙。这些人都互不认识，我父亲更不认识曾的那些新化老乡，以他从不过问政治的性格，也从未出任过***军、政职务的大学教授，怎么可能在新中国成立后去参加什么***救国军准备暴动？有什么动机、条件？要命的是这个黑材料他本人又不知道，根本无从申诉。但在当时政治气氛下，那些搞审查的人可不这样认为，理由有三：1.本人出身大地主家庭，从阶级立场上天生就是不满新社会的；2.新中国成立前认识那么多***军政人物，一定会有联系配合反攻大陆；3.留学美国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。虽然这件事查无实据，但又不愿否定，宁左勿右。从此，这个黑材料塞在他的档案里，走到哪，背到哪，就是一个“特嫌分子”。
